在西方文化影响中国时，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也会改变西方文化的某些特质。同样，在中国文化影响西方时，西方的本土化进程也会改变中国文化的某些特质。不管世界文化的交互影响究竟会导致怎样的结果，但是可以确信的是，经历交互影响的文化将变得更加开放、包容，因而变得更加文明。

　　我曾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做过一场展览，当时想做一个关于东西方艺术绘画的活动，希望引起大家对国画的关注。在巴黎做了展览之后，我访问了一个博物馆，其中有一件青铜器，是他们的镇馆之宝。这件青铜器分为两件，一件在巴黎，一件在日本。当时我很好奇，问策展人，为什么没有绘画？他说，西方人很长时间看不懂中国绘画，他们不知道中国绘画有价值，所以收藏一般是从瓷器、青铜器开始。严格意义上，到了20世纪初期西方人才知道中国绘画的价值，起初他们以为是地图。我为什么以这个故事开始呢？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喜爱，大部分是从这些器物开始，当然还包括丝绸，但丝绸因为不太好保存，所以今天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丝绸并不多。

　　《中国风：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》这本书，既不是从瓷器开始，也不是从青铜器开始，而是从传说开始的。为什么从这里开始呢？

　　再次唤醒人们记忆的“中国风”

　　《中国风：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》一书作者是英国著名美术史家休·昂纳（1927—2016），他是位特别奇特的人。从小热爱艺术，尤其是建筑，曾经因为擅自探险坎特伯雷大教堂而被国王学院开除，后因为不擅长建筑绘图而改学文学。剑桥大学毕业后，在大英博物馆、利兹城市美术馆、纽塞姆寺画廊短暂工作，后移居意大利潜心美术史的研究、著述和出版。昂纳最负盛名的著作，是他和弗莱明合著的《世界美术史》。我在前文中说为什么会从传说开始，因为他是学文学的，所以他是从故事开始的。

　　《中国风：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》是昂纳的第二本著作，也是第一本专门研究“中国风”的著作。但是，这本书除了在出版初期作为填补空白之作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之外，后来就几乎销声匿迹了。在中国大陆，人们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。然而，风水轮流转，进入21世纪，随着经济的腾飞，中国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，差不多被人遗忘的“中国风”再一次唤醒了人们的记忆，并且开始得到广泛的阅读和引用。

　　通常情况下，对“中国风”感兴趣的，都是熟谙中国文化的汉学家。读者自然会在心中猜想，本书作者一定是一位中国通。然而，事实却让读者大跌眼镜。这位研究“中国风”的专家，居然一句汉语也不会，更不用说运用中文文献进行研究了。昂纳主要生活在英国和意大利，我们甚至没有找到他来中国旅行的记录。这对于这位号称通过旅行来学习艺术的艺术史家，是多么不同寻常。由此，这本书的基调得以奠定：它所讨论的“中国风”是一个纯粹发生在欧洲的现象，属于欧洲美术史的范围。对“中国风”的研究，无须深厚的中国学养。当然，如果精通汉语并熟悉中国文化，对于“中国风”的研究一定大有助益，但也有可能会受到中国视野的局限，从而影响研究的纯粹性。正因如此，昂纳不懂中文，对于研究“中国风”来说，并不全是缺点，也有他的优势。这种优势，可以确保有关“中国风”的研究在纯粹的欧洲美术史的规范下进行，免受汉学研究习惯的影响。由此，尽管昂纳的《中国风：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》触及的是欧洲美术史上一个非典型现象，但是这项研究成果却在欧洲主流美术史的范围之内。

　　“中国风”从幻象到实物的全过程

　　昂纳在本书中专门提到了马可·波罗。事实上，有很多人怀疑马可·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。《中国风：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》一书中有很多图片，其中就有马可·波罗和威尼斯。行文至此，我想到了与此相关的故事。2011年我到威尼斯搞中国国家馆，当时我策划了一个题目，叫弥漫中国的气味，我做了五个装置，五个装置各出一种味道，有绿茶、中药、熏香、荷花、白酒。美国一位当代艺术专家叫大卫·鲁宾，他看了我的展览方案，立即写了一封邮件，并对我的方案做了解释，他认为在威尼斯放中国气味特别合适，因为威尼斯是马可·波罗的故乡，马可·波罗是第一个将东方的味道带到西方，并且经过威尼斯传播到欧洲。在他看来，威尼斯是西方从中国进口草药、香料和中药的通道。

　　西方人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想象，其中必不可少的是丝绸。本书也是从丝绸开始讲起，丝绸我们目前看到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公元前，庞贝出土的壁画里女性穿着的丝绸，庞贝是公元70多年因为火山喷发消失的。所以西方人对于丝绸的热爱，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。在罗马时期关于丝绸还有很多记录：罗马贵族特别喜欢穿丝绸，但是罗马人认为穿了丝绸太有女人味，所以当时有一场辩论，认为不能让男性穿丝绸。本书是讲“中国风”，但是如果整本书通读下来，你会发现书中大部分内容不是从中国进口的商品，而是西方人根据中国的审美趣味，他们自己制作的东西，所以“中国风”严格意义上是西方美术史的现象。

　　关于中国的瓷器，事实上在西方人接触到中国瓷器不久，他们就开始仿造，这是在1575—1587年。意大利当时非常有名的美第奇家族请了一些工匠仿制瓷器，他们用了很多玻璃材料。除了瓷器之外，在欧洲我还看到了很多漆，我以为是中国进口的，其实是欧洲人自己做的。“中国风”在西方留下最重要的，或者说影响力最大的，除了服装、瓷器、家具等之外，就是园林。

　　包华石曾经写了三篇文章介绍为什么中国因素在西方后来被人遗忘，原因是什么。他特别提到了园林，中国园林是不规则的，西方园林是规则的，几何园林，所以不规则园林应该叫中国园林。既然不规则园林已被视为当时一个伟大的成就，各国便开始用力抢夺创造不规则园林的功劳。在欧洲，大家都把不规则园林当做功劳，所以英国、法国都要抢这个功劳。但是后来他们不用这个词了，他们取名现代园林，因为现代园林就看不出有任何中国的痕迹。

　　“中国风”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价值内涵

　　“中国风”的第一个层次是最表面的，第二个层次是现代艺术，第三个层次是回流，第四个层次是哲学意义上的。关于“中国风”的回流，我现在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美学，发现中国美术家当时讨论的话题，大部分西方美术家都讨论过，借助西方人，中国人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传统价值。宗白华到了德国两年，写了一封信回来，宗白华在去德国之前是一个全盘西化的人，他心目中的理想是康德、歌德，在去西方之前，他觉得西方好，到西方之后发现中国好，在我看来，这是“中国风”的回流。

　　曾经有个故事，张大千想见毕加索，但是他的朋友告诉他，毕加索不会见你，因为他认为你没有名气。有一次，张大千趁毕加索参加一个画展，冲了上去，事先没有经过任何人介绍。这个故事可以说明，西方人对中国文化，对中国艺术充满了幻想，二十世纪整个博弈的原因，我们认为西方大师肯定不会见我们，但是毕加索的确见到了张大千。

　　冯友兰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时，见到了维特根斯坦，维特根斯坦请他喝下午茶，冯友兰把这个写在他的回忆录里，我的同事都不相信，认为冯友兰先生晚年记错了，维特根斯坦怎么会见他，我们都是这样的心态。但是有图片，当时是不可能进行图像处理的，而且他拍了十几张照片。

　　当然我不确定张大千或许有一点演绎，他和毕加索见面时，毕加索问起他到欧洲来的缘由，张大千表示我们向欧洲人学习。毕加索回答说不用不用，你们中国才有最伟大的艺术。一转身到了另外一个房子里，抱出一大摞，他正在临摹张大千的画。张大千说不行，临摹得不好，你不能用鹅毛笔临摹，要用毛笔，张大千送了他一套文房四宝。当然有人会提出一些质疑，但是有另外一个证据证明张大千讲的是有道理的。在张大千拜访毕加索之前的大概一两个月，有一个中国人见到了毕加索，这个人是张仃。他准备了两个礼物，一个是一张木版年画，另外一个是一套齐白石的水印版画，最后他送给毕加索的是齐白石的版画。西方现代艺术大师为什么会着迷中国绘画？因为中国绘画里有气味，有节奏，是像音乐舞蹈一样的节奏，而西方古典绘画里没有，这正是现代西方艺术追求的方向。所以这是高级“中国风”，这个“中国风”至今没有人发掘，中国艺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启示，可能我们自己都认为不可能。

　　现在我们回头看，近年来流行的“中国风”，它是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影响世界，是一场真正从东方刮起的“中国风”。尽管影响主体发生了变化，但是文化交往的影响都是双方向的。在西方文化影响中国时，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也会改变西方文化的某些特质。同样，在中国文化影响西方时，西方的本土化进程也会改变中国文化的某些特质。不管世界文化的交互影响究竟会导致怎样的结果，但是可以确信的是，经历交互影响的文化将变得更加开放、包容，因而变得更加文明。随着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，建设适应全球化的新文化被提上议事日程。近年来在文化艺术界流行的“中国风”，我们与其将它理解为中国文化或者东方文化的复兴，不如将它理解为对更加开放、包容和文明的新文化建设的推动。

　　（作者彭峰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）